作者：张龙杰
1916年6月5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
北京的街头没有节日的热闹，中南海居仁堂里弥漫着一股化不开的药味和死气。五十七岁的袁世凯已经三天没能进食了。这位曾经手握北洋雄兵、逼清帝退位、登基称帝的“洪宪皇帝”，如今形销骨立地躺在病榻上。尿毒症的折磨让他的腰部以下肿胀溃烂，仿佛这具曾经叱咤风云的躯壳，正在向他做最后的道别。
生命的最后时刻，袁世凯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或许突然想起了九年前在洹上村垂钓隐居的恬淡岁月。他握住长子袁克定的手，用尽最后的力气轻声说了一句：“他害了我。”又断断续续地叮嘱：“扶柩回籍，葬吾洹上。”这一刻，这位历尽沉浮的枭雄终于明白，由他一手创立的新军，最后竟成了他称帝的最大掘墓人。
第二天清晨，1916年6月6日，一代枭雄袁世凯在病痛与忧惧中溘然长逝，终年五十七岁。
穿龙袍入殓，“皇帝梦”在棺材里完成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内部在为如何处理他的丧事而争论不休——是贬斥帝制祸首，还是以国家元首之礼下葬？最终，以段祺瑞为首的主政者决定：按国家元首规格，为袁世凯举办一场隆重的国葬。
袁氏家族为他举行了最后一次充满了荒诞色彩的仪式——穿龙袍入殓。这位生前关起门来做皇帝的“洪宪天子”，八十三天的皇帝梦碎后郁郁而终，如今倒是在棺材里与自己未竟的梦想亲密拥眠了。他的棺木用极为珍贵的阴沉木打造，棺材外以黄云缎为底、四周绣五彩龙纹的“堂罩”覆盖，顶端还装饰着一颗火焰宝珠。
整个丧礼的筹备，是一场民国初期空前绝后的“中西合璧”。北洋政府设立了“恭办丧礼处”，由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总负责，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具体承办，袁府大总管袁乃宽操办细务。京城最著名的永利杠房承接了这次大丧的抬杠事宜。出于对先帝遗泽的感怀，前清紫禁城里的皇太后甚至送了极其厚重的赙仪。
紧接着，黎元洪以新任大总统的身份发布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致哀，学校停课一天，民间停止娱乐活动一天，文武官员停止宴会二十七天，全国剧团停演七天。北洋政府还特拨银元五十万元作为丧葬费，并另向袁氏家属赠予一百万元仪葬费。人们不能原谅活着的袁世凯做皇帝，但对死了的他还是报以哀荣。
在停灵的三周多时间里，中南海怀仁堂的灵堂前每日都有文武百官和驻京部队前来致哀致祭，僧人、道士、喇嘛昼夜念经超度。
“穿红衣者杀无赦”——临终的离奇密语
在那段停灵的幽暗时光里，袁克定反复咀嚼着父亲临终的叮嘱：“你要紧紧盯住那些宾客，一旦见了穿红衣服的人，你就立马将他除掉，方可自保。”
这种封建迷信似的执念，像一条无形的锁链，把袁家大公子钉在了随时可能疯魔的边缘——没人知道这句话的由来，但袁克定信了。
6月28日，送葬大军5000人。
1916年6月28日，天刚蒙蒙亮，北京城就笼罩在一派肃穆之中。
这一天天亮之后，随着一声令下，108响礼炮在城中鸣响，震动了整个北京城。袁世凯的灵柩从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启程。
起灵之前，“净水泼街，黄土垫道”的皇帝出殡规制被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几十名身穿号坎儿、臂缠黑纱的工人手持铁锹，将一锹锹新黄土象征性地扬散于大道中心；另有工人抬着盛满清水的大木桶，沿着街面洒水“净街”。
灵柩先从怀仁堂抬至新华门，这段路程由32人小杠缓缓行进。出新华门后，这支队伍骤然扩张——杠夫换成了由80人组成的“皇杠”，有人身着紫红色缂丝銮驾衣，有人身着绿色缂丝銮驾衣，头戴青荷叶式毡帽，上插黄雉翎，脚蹬青布靴。抬着沉重阴沉木棺的杠夫们个个膀大腰圆，随着领杠人的号子，迈着整齐划一、沉重有力的步伐。此外还有32名随杠跟夫在旁辅助照应。两班人马，总计224人，轮番上阵。
灵柩之后，送葬的亲属队伍密密麻麻，蔚为壮观。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披麻戴孝，手执哭丧棒走在最前，后面跟着一众披麻戴孝的子女、妻妾、儿媳。女眷们无法抛头露面步行，通通乘坐着白布的素轿，跟在后面徐徐前进。据说，送葬队伍从新华门起灵，排在最前面的仪仗队伍已经走到了前门火车站，而袁世凯的棺椁大杠竟然还停留在新华门没动。这场景丝毫不逊于当年咸丰皇帝梓宫回京的排场。
这时，还有一位最有名的“撒纸钱”师傅——“一撮毛”和他的四位高徒。这位纵横京城丧葬行业几十年的高手，捻起一叠纸钱，把腰一弯，在攒力的那一刻猛然挺腰一扬，纸钱利索地凌空而起，乘风飞舞到六七丈高，才纷纷扬扬地四散飘落。纸钱如漫天飞雪洒在北京上空，场面既震撼又苍凉。
黎元洪的鞠躬、段祺瑞的步行、袁克文的自杀式缺席
灵柩经过新华门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新任大总统黎元洪率领文武百官从府门走出，在灵柩经过的那一刻，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鞠躬礼。行礼完毕后，他没有加入送葬的洪流，而是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那段27天的下半旗哀悼期，算是在极致的政治冷静与私交温情之间做了最后的切割。
另一边，国务总理段祺瑞率领内阁全体阁员执绋步行送灵。他们胸戴白花，臂缠黑纱，一直从新华门走到了前门西站。段祺瑞在这个盛大仪式中表现得极为尽心：停灵期间，他竟让夫人张珮蘅带着孩子进总统府为自己昔日的义父、表姑父袁世凯彻夜守灵。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本应同行的袁家二公子袁克文却半路消失了。一怒之下，他竟抛下族人出走天津，没来参加父亲的出殡大典。
五千人队伍，一日倾城
整个送葬队伍从新华门到前门火车站，一路浩浩荡荡，绵延不断。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亲率警队开道，前有向导旗十面，紧随其后的是陆军仪仗队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一个连。袁世凯生前的御座、印玺、衣冠、勋章以及心爱的战马，皆有专人组队护送。
前头的队伍已经抵达火车站，后面的大杠还滞留在新华门——整条长安街到前门一线，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据统计，这支送葬队伍多达五千余人，几乎是当时北京城一次满负荷的民间大动员。在正阳门上向南看去，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了整条大道，连不少美国大兵也站在城楼西南角看热闹。
灵柩被护送到北京前门西站后，京汉铁路全线客车为此专门停运一天。铁路局除了专门装载袁世凯棺椁的灵车，另外还拨了两列专列：一列运送护卫军队、治丧人员及随葬物品，另一列专门运送徐世昌、严修、段芝贵等前往彰德参加下葬仪式的文武官员和知交故旧。
火车站站台上，各种送行人员齐集。乐队奏起哀乐，所有人脱帽三鞠躬。当火车缓缓启动时，车站再次鸣炮101响（与前一日出新华门时的108响稍作区别），在轰隆隆的礼炮声中，一代枭雄踏上了归乡之路。
龙归洹水——袁林的诞生
运灵专列从北京出发，经京汉铁路一路南下，沿途经过保定、邯郸等站时，当地官员均举行了隆重的路祭仪式。灵车驶过的每个小站，站台上临时搭起的蓝白布素彩路祭棚前都摆满了香烟缭绕的祭品。
列车最终抵达河南彰德府（今安阳）火车站。走下月台，袁世凯的灵柩被运往洹上村——那片在1909年他初次被罢黜时选择退居种菜的庄园。只是这一次，他不再是垂钓的渔翁，而是魂归故里的逝者。
安阳当地，河南巡按使田文烈早已带着风水先生和德国工程师在洹河畔勘测好了坟地方位。袁世凯被安葬在了洹上村东北方的太平庄，一座占地近140亩的中西合璧陵墓开始全面动工。
最初，袁克定想把这座坟冢命名为“袁陵”——毕竟他做过皇帝嘛。徐世昌闻听勃然大怒，指着袁克定的鼻子就骂：“项城生前称帝未成，且已取消洪宪年号，如果采取‘袁陵’之名，实为不妥。你难道想被刨坟吗？”最后，还是徐世昌一锤定音，定名“袁林”。一字之差，既保全了袁世凯的身后风光，也堵住了悠悠之口。
厚葬与余波
袁世凯的葬礼之所以声势浩大远超光绪皇帝，其根源在于北洋集团内部的一种制衡：当南北分裂几乎已成定局时，这些曾经服膺于袁世凯的军头们需要通过一场史无前例的厚葬来团结人心、延续北洋系的内部凝聚力。
然而，葬礼极尽奢华，北洋政府拨付的50万银元丧葬费在办完葬礼后早已所剩无几，墓地建造工程严重不敷使用。为了解决财政缺口，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起募捐公启，向全国社会各界募款，最终又凑到二十五万元，才勉强完成了袁林的建造。
待到两年后整个袁林彻底建成，黎元洪早已在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中下课。曾经浩浩荡荡为袁世凯送葬的北京当局，不过两年就变了模样。
其实，袁世凯遗言里关于“穿红衣者杀无赦”的秘密，后来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谜。或许他那时已经精神恍惚，错把某段模糊的江湖传闻当成了临终遗训；又或许是袁世凯看准了北洋将领们人心的飘忽不定，想用这一点封建迷信的执念让儿子在乱世中学会保全。
袁克定的护卫们在那一天大概紧张坏了——因为前来吊唁的人群中，穿红衣服的实在太多了。但他们终究没有杀任何人。
史上最大规模的送葬队伍之一，民国史上第一个权力独裁者的国葬，就这样落幕了。留下的是一座在洹河畔矗立百年的石像生与红墙，还有世人无穷的感慨：活着时想做皇帝弄丢了江山，死后却比真的清朝皇帝排场还大——这便是1916年6月，袁世凯留给人间最后的一幕荒唐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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